创造社的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来是胜利了。多数的作品既投合于当时的自称才子辈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帮助，势子遂盛，势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务印书馆，也就把创造社的译著来出版了。——这是说的郭沫若、张资平两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来，据我所记得的，创造社便再没有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之误译来审查，来写专论了。在这样的地方，不好说得，岂不就是才子加珂罗茨基式乎？（日本文的珂罗茨基Corotsuki译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们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样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灵的推想和记忆，便把一群人的罪状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来，这是何等折狱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这儿也隐隐泄漏了一点天机。他在上面骂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的误译，在这儿把文学研究会的五个字写成了商务印书馆。哦，原来文学研究会就是等于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正人君子”（这是鲁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为是和“才子痞棍”相对），特别是袒护文学研究会的我们的鲁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没有受过“大书店”的买贿的！（至于说到我和商务印书馆发生买卖关系的详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与创造社无涉，我在本书中要提供一些事实出来，在这儿暂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