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佛学佛之士，如黄宗仰、苏曼殊、章太炎等。黄宗仰是著名的革命僧人，南社诗人苏曼殊则亦僧亦俗，章太炎是以学者兼思想家而学佛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曾自叙平生学术经历为“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即经历了一个由儒而佛，又由佛而儒的转变过程。他由儒入佛的大致经过是：“少时治经，谨守朴学……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卒未窥其究竟。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其时正值章太炎革命思想激昂的时候，佛学自然成为他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在演说革命道德建设时，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认为孔教、基督教皆“不可用”，只有佛教是“最可用的”。他特别推崇佛教的华严宗和法相宗，认为：“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还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民权。他说：“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份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显然，当时章太炎提倡佛教，旨在培养国民道德和振起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