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先生进一步分析了富特文格勒与乐队合作的独特方法，认为他的指挥棒技巧确实值得商榷，但排练乐队时却并不含糊，哪怕有“含糊”之处，那也是某种特殊的需要使然：
当我们听过他的排练（指挥家有一些排练录音存世，是1948年在斯德哥尔摩录的，那时他正在排练《第三号莱奥诺拉序曲》），就会发现他的意图非常、非常的明确，他确切地告诉每一位音乐家他们应该做什么，从始至终都富有韵律。所以，说富特文格勒在其职业范围内缺乏良好的把握是有失公允的，他仅是将这种技巧隐藏得很好。有一则著名的逸事，有一次面对一处艰难的段落，演奏家们请求他：“博士，在这一段中，请你始终给出准确而坚定的拍子，如此我们就能排练这段并将它演奏好。”富特文格勒照做了，这对他而言很容易，他的拍子自始至终都很准确，乐队跟着演奏，一切都完美得当。乐队问他：“您觉得如何？”指挥家答道：“一点不好，一点不好！我发现它是如此糟糕的直截了当。”今天当我坐在音乐会的听众席上，发现一切都具备如此精湛的准确性、清晰性，以及……糟糕的直截了当时，我就会认真思考富特文格勒的回答。
并不出人意料的，凯瑟谈到了富特文格勒的战时录音：1942年演出的《英雄交响曲》，1944年演出的《第九交响曲》（指贝多芬的作品）或是《C大调交响曲》（指舒伯特“第九”）等。“所有这些记录都属于最顶尖的范畴，即便在富特文格勒的录音中也是如此。前提是需要明白怎样去欣赏它们，并且能够忽视这些古旧录音中的嘶嘶声，这样一来，听者就会在景仰与震惊中走向晕眩。”而富特文格勒之所以在此时登达顶峰，或许是因为“在战争年代，在你不知能否活过今晚，能否见到明天的情况下，每一场音乐会都是决定性的，都有那样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