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爱国性
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还有一个特点，即它的爱国性。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七·七”事变，大举侵略中国之际，陶行知义愤填膺，在国内文教单位和国际舞台上，发表陈词慷慨的演说，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抗日救国成了陶先生中西文化教育观的主题曲、主旋律。他在评价中外文学作品和历史人物时，批评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投降妥协和不抵抗的思想，号召国人不要当列夫·托尔斯泰的信徒，而要学习史可法死守扬州、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倡导文艺战士上前线，为前方抗日将士献艺慰问。他发动“国难教育”、“战时教育”，组织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共赴困难”，投身抗日救国的斗争活动。他写诗撰文揭露、批评胡适、蒋介石投降妥协政策，更鞭挞胡适故意放走帝国主义这个“大鬼”，向日寇“送大礼”的卖国行径。他赞扬中国“义勇军进行曲”的嘹亮歌声在德国、英国、美国的华人社区响起来，称赞重庆育才学校培养反抗侵略的小战士的爱国宗旨。所有这些都说明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具有鲜明的爱国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