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优秀的服役记录，他还是很不满，而且有的时候他会变得不可理喻。作为一个被士兵——其实营里的军官也如此——称为该死的监工的人，他把这个营训练得非常高效；他获得了双排绶带，而通过带领他的营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战斗，带领他的营自愿接受困难的任务——就算是打堑壕战时也会有这样的任务，还通过在索姆河的第一场战斗中极其出色地带领全营残部撤退，当时——也许是整场战争中被最悲哀的时刻——一个玩弄政治而没有军事能力的将军指挥的一整个师被全歼了，他为整个营赢得了一条被法国人叫作功勋绶带[133]的奖励，这一荣誉很少颁给法军之外的部队。这些事迹和它们背后引导它们的精神，或许没有得到像指挥官和他的至交麦基尼奇上尉想象的那样深受部下的赞许，但是它们的确说明了为什么这两人会对这个营有种某些父母会在自己孩子身上寄托的哭哭啼啼的过分情感。
然而，尽管他的服役记录受到了赞许，但这位指挥官还是不满。他觉得，到现在，即使不是指挥一个师，他也至少应该指挥一个旅。他还认为，即使事实不是这样，那大多是因为他记录上的两个黑点，同样，也因为他出身低下。而等他喝了一点酒之后，这些执念就飞快地扩大到几乎危及他军事生涯的地步了。倒不是他灌了多少——而是在战争中的某些时候，如果人还想继续坚持从困难的地方脱身，喝一定量的酒就是必需的。那个时候，喝了酒还能头脑清醒的人就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