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2月27日，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奏请禁止外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章沅称：鸦片走私，流毒滋甚，不仅对于国民身心危害巨大，且能造成更大的社会灾难，“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而外夷“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道光帝深以为虑，乃于次日谕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粤海关监督延隆等妥议《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其上谕称：“至鸦片烟一物，流毒尤甚，该处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若不极力严禁，弊将何所终极。嗣后该省通市，务当恪守定例，只准易货，毋许易银。其番银之在内地者，行用已久，自难骤加遏绝。至内地官银，则分毫不准私出，其违禁货物，应随时稽查，不准私入。”李鸿宾等人奉旨后，拟订《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于是年7月1日奏陈获准，责实力奉行。至此，在清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对鸦片走私入口与官银偷漏出洋之间的联系，始有明确认识。道光帝开始认识到，禁绝鸦片走私，不仅关乎人心道德、国民身心，更重要、也更令他关切的是，关乎国家的经济富源，关乎自己统治的根基。因此，1830年，道光帝复命李鸿宾等议订《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并责李鸿宾等切实查禁纹银偷漏弊事，截断鸦片入口之源与分销之路，严拿走私犯，重惩勾结包庇鸦片烟贩的弁员书役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