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他着重谈了校党委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些严重问题。
“我认为我们校党委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是很有问题的，伤害的人太多。要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学校里，最集中地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我不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的知识分子都完美无缺，周总理说，他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况且如此，我们还能说自己不需要改造吗？问题是，是把知识分子真正地当成朋友，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还是把他们当成革命的异己分子，粗暴地对待他们？这方面的问题太多了，太严重了。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中文系的胡文端教授，是个很好的教师，前年肃反运动中被怀疑是胡风分子，隔离审查了两个多月，结果查明他只和胡风有过一般的联系。我曾大胆向党委一位负责同志谈了我的疑问，他说：‘不通过审查，怎么能肯定他不是胡风分子？审查清楚了，领导放心，他自己也放心，这正是对他的爱护。’我问：‘审查的方式很多，不隔离就不能审查吗？’他说：‘现在看来，不隔离也可以，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隔离也不错。不论什么事都应该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去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嘛。’知识分子自尊心都很强，一个老教师轻易就被隔离，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么久，他心灵会受到多严重的伤害？但是，我前面讲的那位党委负责人却说得无比轻松，居然还说是对他的爱护，是历史唯物主义，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这样爱护，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谁消受得起？我看，这种解释只会加剧教师们的恐惧感。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在运动中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把人隔离起来，剥夺他们的自由？隔离，谁都知道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拘禁、囚禁’，被隔离、拘禁的，至少是嫌疑人。我不明白，像隔离胡文端先生这样的事，是由什么部门批准的？那个部门有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涉及公民的权利。中国还有部宪法在那里嘛！但这个问题太严重，说实话，当时我还不敢问，我怕引来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