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他着重谈了校党委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些严重问题。
“我认为我们校党委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是很有问题的,伤害的人太多。要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学校里,最集中地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我不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的知识分子都完美无缺,周总理说,他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况且如此,我们还能说自己不需要改造吗?问题是,是把知识分子真正地当成朋友,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还是把他们当成革命的异己分子,粗暴地对待他们?这方面的问题太多了,太严重了。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们中文系的胡文端教授,是个很好的教师,前年肃反运动中被怀疑是胡风分子,隔离审查了两个多月,结果查明他只和胡风有过一般的联系。我曾大胆向党委一位负责同志谈了我的疑问,他说:‘不通过审查,怎么能肯定他不是胡风分子?审查清楚了,领导放心,他自己也放心,这正是对他的爱护。’我问:‘审查的方式很多,不隔离就不能审查吗?’他说:‘现在看来,不隔离也可以,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隔离也不错。不论什么事都应该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去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嘛。’知识分子自尊心都很强,一个老教师轻易就被隔离,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么久,他心灵会受到多严重的伤害?但是,我前面讲的那位党委负责人却说得无比轻松,居然还说是对他的爱护,是历史唯物主义,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这样爱护,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谁消受得起?我看,这种解释只会加剧教师们的恐惧感。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在运动中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把人隔离起来,剥夺他们的自由?隔离,谁都知道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拘禁、囚禁’,被隔离、拘禁的,至少是嫌疑人。我不明白,像隔离胡文端先生这样的事,是由什么部门批准的?那个部门有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涉及公民的权利。中国还有部宪法在那里嘛!但这个问题太严重,说实话,当时我还不敢问,我怕引来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