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应该在儿童分析中善加利用的手段。如果我们坚信孩童所详述的事件均具有象征性，一路跟随下去的话，将会得到丰富多彩的幻想讯息。安娜·弗洛伊德在第三章里堆砌了不少理论性论述，借以反驳我大力提倡的游戏治疗技术，尤其是它不单是当作观察之途时的分析应用。她不仅相当怀疑将儿童游戏中的演剧内容施以象征性诠释的做法，同时也认为那很容易是由现时的观察或日常生活经验所引发。于此，我必须说明，从安娜·弗洛伊德阐释的方式，可看出她对我的技术实是有所误解。“假使小孩子推翻一根灯杆或是一个玩具，她会将之解释为某种对抗父亲的暴力冲动；故意让两部汽车相撞，则代表目睹父母亲的鱼水之欢。”（第29页）事实上，我从未企图对儿童的游戏做这般“粗暴”的象征诠释。相反地，我仅在我最近的一篇报告《早期分析》中，才特别予以强调。也就是说，只有当孩童于不同的重复行为中表现出相同的心理素材——在现实中常透过各式的媒介，如玩具、水，或借由裁切、绘图等动作展现，以及当我注意到这些特异的作为经常伴随着罪疚感，以焦虑或暗指过度补偿这类代表反向作用的形式表征，且让我感受到我已达到看透某种连结的境界时，我才会对这种种现象进行诠释，并且将它们与潜意识及分析情境串联起来。这番关于诠释的实务与理论条件，与成人分析是绝无二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