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很多不是直接以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为名的相关会议,它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角度切入文化研究的合法化论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0]
二是创办学术刊物和网站。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在召开“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会议的同时也开展了《文学前沿》创刊的座谈会。此刊虽不是文化研究的专门刊物,而且也非连续出版物,但第一辑、第二辑就配合1999年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会议,刊登了不少文化研究文章,多少取得了反思文学理论、彰显文化研究的效果。[21]2000年,陶东风先生和诸位学人共同主编的大型学术刊物《文化研究》创刊。这份在业内颇有影响力的刊物,对文化研究的传播,同时对文化研究的合法化论证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金元浦创办了文化研究网站,盛况空前,几乎把重要中青年学人的相关成果都纳入了该网站,这对文化研究合法化所起到的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